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服务于司法刑侦的法医检验工作。至唐宋，检验制度在当时世界上已处于先进地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出了世界法医学史上的巨著——宋慈的《洗冤集录》。

　　宋慈以审慎态度和求实精神撰成《洗冤集录》

　　宋慈（1186年至1249年），字惠父，南宋建阳县童游里，父宋巩官至广州节度使。宋慈少时拜朱熹的弟子吴稚为师，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很深。在太学期间，喜欢诸葛亮著作，常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自勉。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进士。此后，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宋慈先后担任过福建长汀知县、福建邵武军通判，摄郡事；又任南剑州通判、任司农丞、知赣州、广东提点刑狱、江西提点刑狱、知常州军事、广西提点刑狱；除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进宝谟阁，奉使四路皆司“臬事”（即掌管刑狱）；拔直焕阁、知广州，任广东经略安抚使等职务。

　　由于宋慈关心民苦，在刑狱问题方面素持审慎态度和求实精神。他在掌管刑狱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刚断果毅，以民命为重。他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栝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刑”即生命刑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宋慈自称“慈四叨臬寄（四任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确实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的认真态度的写照。

　　为使检验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宋慈敢于冲破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清规，不受“不能检验隐秘部位”的世俗教条的束缚，告诫检验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检验死妇，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令众人见，以避嫌疑。学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正因如此，时人评价他说：“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

　　为纠正当时检验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宋慈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淳佑七年（1247年）冬，即逝世前两年，完成了《洗冤集录》的撰写。

　　《洗冤集录》内容及成就

　　《洗冤集录》书名就起得好，一看就觉得有人情味，既有科学性，法纪性，还有纪实性。该书是在收集、整理、甄别前人《内恕录》等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法医实践，依循国家法典和医学原理写成的。

　　全书分为五卷，共53章（附一章），总体构架可分为总论、分论、余论三部分。第1章至第5章为总论，辑录宋代颁行的《尸检格目》等条令共29则，使本书具有法律权威，强调检验工作的政策性与严肃性，为后文论述提供了法理依据。第6章至第49章为分论部分，是全书的主体，专章论述初检、复检、验尸、验女尸、验腐尸、验无名尸及掘墓、洗罨，札口词，填报尸单等项的法定业务程序、注意事项、技术技巧、工作程序有严格的规范；专章论述缢死、溺死、焚死、病死、毒死、跌死、醉饱死、男子作过死等非正常死亡的个体检验要则与政策规定，要求严格查明自杀、他杀、误杀、故杀，仔细取证并作出死因推断；要求严格区分伪伤、轻伤、重伤、致命伤，为判案断狱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第50章至第53章为余论，是对前述内容的充实与加强，主要讲了“辟秽”与“救死”两大问题。其中，关于救死问题，汇集了古代民间急救的种种单方与处置技巧，也一一甄别、说明、补正；对于中毒、中暑、杀伤、冻死、吊死、溺死等非正常死亡病状的鉴别尤为有效。当然，由于本书毕竟写成于700年前，某些条目写得不够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宋慈用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为一些人洗去了不白之冤，得到人们的广泛崇敬。《洗冤集录》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医学运用于检验，取得了诸多的科学成就。主要有20余项：

　　血脉坠下（血斑）的表现与成因；

　　尸体腐败的过程、事件与性状，影响腐败的气候、个人年龄与体质条件；

　　腐败尸体的棺内分娩；

　　动物毁尸与生前伤鉴别；

　　缢死的绳套分类，多种体位下均可缢死；

　　缢死的索沟特征，影响索沟性质的各种条件；

　　缢死与勒沟的正确区别；

　　缢死时舌是否伸出齿列与颈部索沟的位置有关；

　　缢死时有流涎、二便失禁现象、牙齿赤色；

　　悬垂位缢死尸斑见于下腹和腿部；

　　溺死者手脚爪缝有沙泥，口鼻内有水沫；

　　皮下出血的性状、大小与凶器的关系；

　　以皮下出血为生前损伤的指征；

　　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

　　刃伤（锐器损伤）的生前死后鉴别；

　　……

　　上述成就有些虽然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这是不自觉地运用了现代光学原理，现代法医学用紫外线光照检验骨伤，依据的是同一原理。

　　《洗冤集录》还记录了一些刑事检验案例，令人拍案叫绝。总之，《洗冤集录》内容丰富，成就突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总结尸体检查经验的法医学名著，集宋以前我国法医学之大成，较之西方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意大利人菲特利斯1602年撰写的《医师关系论》还要早350年。

　　《洗冤集录》的影响

　　自《洗冤集录》诞生之日起，就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此书一出，后世司法检验官无不作为案头必备之书，作为检验尸伤、认定案情、论罪科刑的指南，成为我国司法检验的权威著作，广泛而持久地流传了700余年。

　　宋元明清时期，学者在《洗冤集录》的基础上，加以订正、注释和增补，出版了数十种类似的法医学专著，但大抵不超出《洗冤集录》范围。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国家律例馆曾组织修订《洗冤集录》，考证古书达数十种，定本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1873年，英国剑桥大学东方文化教授嘉尔斯在宁波时，发现官府升堂和官员现场验尸都随身携带《洗冤集录》以备随时翻阅参考。可见，《洗冤集录》的确成为了历代刑官检验的指南。

　　在世界范围内，《洗冤集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早将《洗冤集录》翻译、流传到国外去的是元代王与，他直接在《洗冤集录》基础上，写成《无冤录》。1438年，高丽使臣李朝成将1384年的颁行本带回朝鲜，加注刊行，取名《新注无冤录》。相当长时期内，此书一直是朝鲜法医检验领域的标准著作。1736年，日本日源尚久将《新注无冤录》翻译成日文，在短短的10年间6次再版，影响极大。

　　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将《洗冤集录》翻译出版。1779年，法国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1863年，荷兰人地吉利的翻译本在巴达维亚丽杂志刊出。1908年，德国霍夫曼又将法文本翻译成德文出版。1882年，法国医生马丁在《远东评论》发表了《洗冤集录》提要论文，1908年法文本正式出版。1908年，法国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国人又转译成德文。据统计，在国外，《洗冤集录》各种译本达9国21种之多，可见此书在世界法医史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也发表了评价《洗冤集录》的论文，称其为“世界最古的法医学著作”。苏联契利法珂夫教授著的《法医学史及法医检验》一书将宋慈画像刻印于卷首，尊为“法医学奠基人”。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