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法系”的划分一直众说纷纭，比如有四大法系说、十六法系说等等。中国学界巨擘梁启超接纳并引进了四大法系说，即中华法系、印度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他力拨当时国际学界对中华法系的误解与歪曲，深为中国古人缔造的法系而自豪。1904年，他撰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指出：“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早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导源甚近。然则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
中华法系“最足以自豪于世界”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开明性。所谓“开明”，《辞源》解释，意为“通达事理”。正因为通达事理，中华法系在两千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胸襟，即不固守一端，根据时势，择“理”而从。
中华法系是兼容并蓄的产物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七雄逐鹿。奉行法家学说的秦国最终统一了各诸侯国，取得了胜利。统一的秦王朝依据法家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其中以刑罚为主的律制最为完善。秦始皇自诩为“诸事皆有法式”，而时人称秦政“专任刑罚”。汉人否定了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但并未完全抛弃秦制，汉初立法，丞相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代统治者显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替而将秦制完全摒弃，而是审时度势，取秦法中宜于时代发展的制度进行改造，制定了汉律。“宜于时者”便是汉初统治者认定的“事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开始了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融合诸子学说，礼法合一的进程。儒家之“理”成为立法的根据，法律再也不局限于秦朝的“专任刑罚”，而是礼法并举，以礼为主。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礼乐的教化作用大大加强，法律不再仅仅是一个“惩恶”的工具，更是“扬善”的引导。既惩恶，又扬善，正是中华法系的突出特点。也许是旁观者清，对于中华法系的这一特点，西方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常常提及。比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比较中西法律时说，法律在中国的作用比在西方更大，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只是“禁止”和“惩罚”，而且更有“引导”与“旌表”，这一点正与当下学界热议的“软法”不谋而合。一部二十五史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竟然也为草民百姓，甚至是“不知其名”的无名氏辟出一席之地以表彰道德卓著者，法律的引导作用在旌表制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古代中国，“惩恶”有朝廷的律法，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古代公案传奇故事几乎都会说到朝廷的律法。但是，对于负有扬善使命的中国古代旌表制度，知道的人也许就不那么普遍了，抑或现代人压根就没有把儒家所倡导的旌表制度视为法律。然而，还原古人的法律生活环境，旌表不仅是中华法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与刑罚相比，其更是占有主导的地位。正是因为有了旌表制度，儒家“以理服人”的王道才逐渐缓和了法家“以力服人”的霸道所带来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为中华法系打上了王霸并用的烙印。礼法融合，以礼为主的中华法系的形成，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成熟和思想家的智慧，也说明了中华法系有博采众家之长的强大的包容性。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对立的学派，发展到汉代时的相互融合，以至形成以兼容并蓄为特征的中华法系，正是中国古人“通达事理”的产物。
中华法系是仿效自然的产物
自然界的万物有序，博大和谐为中华法系提供了最好的效法模式。相信“天行有常”的自然规律，是中华法系在发展中吐故纳新、代代相继、不断完善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崇敬自然，中华法系较早地摆脱了神权的笼罩和控制，将对人的关怀置于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民本”“明德慎罚”“疑罪从轻”“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等法律主张数千年一脉相承。中国古人将人类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将遵守自然之道视为天长地久之道。史书中记载的最古老的法令不是神授的条款，而是圣人仿效自然设立的维护自然、顺应自然的规范，“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言”。对自然的效法，使中华法系的内容博大精深，自然中的阴阳消长，不仅促使中华法系礼法兼备，而且促使教化与刑罚在法的体系中协调并存。自然的无穷变化却又万变不离其宗，促使中华法系因时、因势而变法却又始终坚持对善法的追求。自然对万物的哺育与一视同仁，使人们感悟到“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华法系中的恤刑、录囚、死刑复奏等带有儒家仁政色彩的制度因此而出现。
中华法系的开明性还体现在它对执法“平等”的追求上
无论是以儒学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还是法家所强调的治国理政“刑无等级”，以至后来广泛传播的民间俗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都是在古代社会的前提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平等。中国古代的“王法”，除皇帝外，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立法上的亲亲、尊尊的等级规定，并不妨碍执法上的平等。尽管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享有不同的权利，负有不同的义务，但是“违法必究”却是全社会的共识。朝廷高官、封疆大吏、皇亲国戚、王公贵胄，只要作奸犯科，触犯了法律，便有可能沦为阶下囚。扶弱抑强、执法如山的清官、循吏永远是人们歌咏的对象——这种歌咏绝非单纯是人治思想的反映，因为人们颂扬清官、循吏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在法律与豪强博弈时选择了法律而不是权势。当宋代清官包拯打开开封府衙的大门，允许有冤情的百姓直接到开封府堂上陈述曲直时，“贵戚官宦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而百姓却拍手唱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斩驸马为民女伸冤、断阴阳案等传说，虽出自文学虚构，但它的广泛而持久的流传却反映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观是何等的深入民心。当明代的县令海瑞将上司胡宗宪之子的奢靡之资没收入国库时，身为总督的胡宗宪对这位刚直不阿的下属也只能随之听之，无可奈何。海瑞认为，“道理法度”要求法律“与其曲小民，宁曲乡宦”。即在法律面前，小民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而官宦乡绅应该受到更多的约束。这也是当海瑞去世时，为什么会出现“小民罢市”、沿江夹道穿着孝服为海瑞出丧的感人情景的原因，史书这样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把酒洒在江中）而哭者百里不绝。”当西方中世纪贵族庄园制下的农奴连法庭都无权踏入的时候，生活于中国的普通百姓却可以拦轿告状、击鼓鸣冤，甚至将冤情直诉于朝廷或皇帝，在古代社会中，这种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开明的表现，因为它对于防止当时的冤狱滥刑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中华法系的开明性曾使许多西方思想家、学者以为中华帝国的专制就是他们向往的“开明专制”。生活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写道：“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而当今美国学者络德睦在《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中更是直言道，虽然很多东方主义倾向将中国设想为“没有法律的与缺乏主体性的”国家，但是“早期美国人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赞许（中国）的。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将中国秉持的有节制的‘不交往’外交政策誉为年轻美国的理想选择；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则被儒学伦理及其‘对人类的绝佳影响’所吸引。事实上，在许多方面美国国父们对理想政府所持的观点与儒家学说类似，毕竟，由富有德行的统治者与文人官僚统治的一个和平、稳定的农业帝国，无疑对这个年轻的国家（美国）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其实，即使今天，在法律的发展变革中，我们也可以时时感受到中华法系开明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的快速发展及与国际接轨，正是中华法系兼容并蓄、择理而从的历史延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