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成都实践”

　　2018年11月该制度全面适用以来，适用率超85%以上的检察院由2019年的4个上升到目前的22个

　　“在成都平均每万人刑事发案量和严重暴力犯罪下降的背景下，2021年，全市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法院对21819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重罪从严追诉，对轻罪依法宽缓，息诉服判率99.3%，被告人认罪服法成为常态。”

　　1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检察长吕瑶在市人大会上作2021年工作报告，这一组数据，正是成都市检察机关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更新司法理念，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规范有序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交出的“成都答卷”。

　　拓宽适用

　　司法效率显著提升

　　“以前这种重罪案件一般都需要退回补充侦查，这次只用了1个多月就顺利完成审查起诉，以前需要庭审数个小时，这次只用了30分钟。”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刚刚结束一起绑架案的出庭支持起诉工作，走出区法院的大门，不禁有感而发。

　　2018年12月5日，曾某在公园内将安某挟持到密林中并捆绑在树上，用安某手机多次联系其丈夫，要求支付5万元赎金。当安某丈夫按要求交付赎金后，曾某告知了安某的位置，安某被民警解救。次日凌晨，民警将曾某抓获，查获全部赎金。

　　“我们对这起绑架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曾某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办案检察官表示，“公安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及时标识，检察环节高效具结，审判阶段快速有效。该案的成功办理，为全市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等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起到了示范作用。”

　　如何提高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特别是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率，成都市检察机关经历了一个摸索前进的过程。

　　2020年以来，针对基层院单独或分区片召开的四次调度会令各院印象深刻。调度会上，成都市检察院对各基层院精准画像，分析原因，研究对策。

　　“前期普遍存在的不敢用、不愿用、不善用的情况通过这次会得到了有效解决。”成都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见证了这一变化，以蒲江县检察院为例，2020年1月至3月，该院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仅为58.8%，调度会召开后，1月至4月的适用率提高到76.7%，1月至9月的适用率超85%。

　　该负责人介绍说，2018年11月该制度全面适用以来，全市刑事案件的“案-件比”由1.71下降至1.15，适用率从41%提升到86.8%，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从43%提升至97.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85%以上的院，也由2019年的4个上升到目前的22个。

　　止纷息争

　　良法善治深入人心

　　创新路上的每一步，都在向“无讼之境”靠得更近。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被害人通过获得民事赔偿、表达谅解意愿或达成和解协议，不仅有利于缓和对立情绪，消弭社会戾气，也大大提升了公众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2019年4月23日，外卖配送员雍某因未能及时取到外卖与饭店服务员发生争吵，厨师胡某不满雍某骂人，走出厨房参与争吵，后挥拳打中雍某左肩一拳，致其左侧肩胛骨骨折。经鉴定，雍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考虑到该案是因琐事纠纷引发，具有偶然性，没有强烈的社会矛盾、隐患留存，我们对主动认罪的胡某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案承办检察官介绍说，办案过程中，他们注重倾听当事双方的意见，在审查逮捕阶段，因刑事和解决定不逮捕胡某，并帮助他返回工作岗位，避免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在审查起诉阶段，在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情况下，武侯区检察院决定对胡某酌定不起诉，使其安心工作生活。

　　通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都市检察机关已促使700余件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刑事和解案件数量较制度适用前上升65.6%；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不服法院生效裁判引发的刑事申诉案件，较制度适用前下降67.7%。

　　同时，因认罪认罚而依法从宽的结果，使刑法的教育矫治作用充分发挥，鼓励了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诚心接受裁判结果。目前，成都市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率仅为0.7%。

　　审前主导

　　推动制度有效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涉及侦、捕、诉、审各环节，以及法、检、公、司各单位。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不仅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具有主导作用、承担主导责任。

　　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阶段，成都市检察机关严把证据证明标准，不以降低证明标准、勉强认定事实作为认罪认罚协商的条件和内容，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广泛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减少审前羁押率，杜绝隐形超期羁押。

　　在终局性决定上，依法敢于适用不起诉，不诉率提高40%。“这得益于不起诉工作规范的统一以及审批程序的简化。我们采取由检察官联席会讨论、分管检察长决定，或检委会‘书面审’‘简易审’等不起诉的简化程序，有力提升检察官适用不起诉的积极性。”成都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介绍说，“全市检察机关还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研究相配套的内部监督机制，避免不诉权滥用。”

　　金牛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印务公司非法经营案时，针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尚存的定案疑点，在审查起诉期间与其有效配合解开疑点，并对犯罪嫌疑人和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后建议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庭审历时仅十多分钟，提高了审判质效。该案于2020年10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刘峥峥）

　　[责任编辑： 佟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