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结束了三年知青生活，返城后，我拿着盖有县知青办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来到陕西省大荔县检察院报到。老检察长接过我的报到通知书后，全身上下打量了我很久，然后严肃地对我说：“你，就干法警吧。”听到老检察长的安排，我连声道谢，然后一路小跑奔回家，第一时间与父母分享我成为国家公务员、人民检察官的快乐。

　　从此，我开始了十年的法警生涯，直到1989年，因工作需要，我离开法警岗位。十年中，法警工作中的一些老物件虽然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那些记忆仍然历久弥新，挥之不去……

　　铅字打印机

　　上班半个月后，陕西省检察院给我院分来一部“双鸽”牌铅字打字机，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我院分到的第一部办公设备，老检察长格外珍惜，把打字的任务交给了当时院里最年轻的我，让我当法警兼打字员。为了尽快熟悉键盘上那1万多个铅字，为办公办案服务，我从打开打字机包装箱的那刻起，就不分昼夜地死记键盘表每个汉字排列的位置，平时总是把键盘铅字表揣在身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只要有时间，就掏出来记。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死记硬背，我终于可以打字了。记得打第一份材料时，由于不熟练，一份不长的材料我用了将近3个小时才打完，当我拿着打出来的蜡纸到办公室油印时，领导和同志们都很高兴，老检察长鼓励我：“能打第一张就能打第二张、第三张，不要着急，慢慢来，以后熟悉熟悉就好了。”

　　从此，我一边干法警，一边兼打字员，工作紧张忙碌，每天在键盘上打完当天的各种法律文书和公文材料，经校对后再用油印机印刷、装订、盖章，最后要靠步行挨个单位送达。坦白说，法警兼打字员工作是很累的，两者必须兼顾好还不能误事，那段时间工作虽然很忙、很紧张，但我却很快乐、很充实。

　　“五四”式手枪

　　工作三个月后，院办公室接到渭南市检察分院（现渭南市检察院）通知，给我院分配了两支“五四”式手枪。受检察长的指派，我搭乘长途班车去分院，领回了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配发给我院的第一批武器。过去只从电影里看到过枪，只见过小孩拿的玩具枪，哪里有见真枪的机会呀，如今，我不但见到了真枪，还是两支，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慢慢打开包枪的多层油布，两支烤蓝“五四”式手枪在黄油的涂抹保护下呈现在我面前，我小心地用新棉纱把那两支枪身上涂的保护黄油擦了再擦，直到把它们擦得铮亮为止。

　　第二天，经过院党组会研究，决定把其中的一支配发给我，由我专职佩带，从此，这支“五四”式手枪就成为我的好战友。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还清楚地记着枪身上的编号。拥有它后，我十分珍惜，让它伴我左右：提押嫌疑人时我佩它保安全；召开公捕大会时我佩它震慑犯罪；追捕逃犯时我佩它勇敢向前……这把“五四”式手枪随我走过了10年的法警岁月。记得脱掉法警服穿上检察服交枪的那一天，虽然经过岁月的磨砺已使枪管枪身磨损得有些泛白，可我还是依依不舍地用手绢把它擦拭好，当看到它被放进保险柜的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三轮摩托车

　　半年后，省检察院又分配给我院一辆三轮摩托车，这是我院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在那个年代，我们县委、县政府两家才共同拥有一辆普通型北京“212”吉普车，绝大部分单位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我院能拥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已是很奢侈的事了。这辆军绿色三轮摩托车从省检察院装备处接回来的那天，全院同志都挤在院子里围着它这儿摸摸、那儿看看，个个万分欢喜。年近60岁的老检察长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叼着旱烟袋，微笑着用手拨开围观的同志，跨进摩托车偏斗，像孩子一样坐在那弹簧座垫上晃来晃去，双手抚摸着油光锃亮的车身，高兴地对围在周围的同志们说：“这回我们有交通工具了，同志们下乡再也不用骑自行车了。”

　　这辆三轮摩托车接回来以后，作为法警的我又肩负起驾驶它完成办案、送达法律文书、押解罪犯等各项任务；从此，我生活中又增添了新的伙伴，数年来我驾驶着它和同志们下乡、办案，风雨无阻地跑遍了全县的村村镇镇，办案取证无数，为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维护一方平安作出贡献。担任法警十年来，我和铁骑伙伴相依而伴、风雨患难，共同走过我检察人生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如今，摩托车虽早已被汽车替代，可回忆起来，我还是非常地留恋那段三轮摩托车伴随我度过的法警岁月。

　　（作者系陕西省大荔县检察院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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