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我担任公诉科科长还不到一个月就要去法院出庭。公诉科一位刚退下来的老同志惊讶地对我说：“你刚来就出庭，不怕在庭上出问题？”我对她笑笑，没有作答。她只知道我没在公诉科工作过，可她不知道我并不是第一次出庭。

　　1981年1月，我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山西省榆次市检察院（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院）在经济检察科当了一名法警。那时办案，是侦查、批捕、起诉、出庭，一竿子插到底。我们的案子起诉到法院后，就是科长和科里少数几个检察员出庭，我就跟着去旁听。几次下来，我对坐在公诉席上的他们羡慕不已。再有案子出庭时，有老同志让我以书记员的身份和他一起去，让我宣读起诉书和公诉词，这是我最难忘的经历。

　　1987年1月，经考试，我的身份由职工转成了干部，职务也由法警变成了助理检察员，科室也从经济科调到了民行科。那时，民行检察工作正在初创时期，业务量还不大。

　　1988年年底，我有了一次单独出庭的机会。当时案件多的刑事科人手不够，给其他部门分了部分起诉案件。分给我的是一个赌博案，一个盗窃案和一个抢劫案。当时，刑事科科长对我说：“你先看那个赌博案吧。那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没问题，你第一次出庭，拿下这个案子，算是练兵。”并告诉我要认真作好阅卷笔录，为制作起诉书和出庭公诉打好基础。

　　到检察院七八年了，我一直想在法庭上与律师唇枪舌剑地拼上几个回合。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我告诉自己绝不能败下阵来。前一天晚上，我把几十页的阅卷笔录又过了一遍，准备到1点多才睡下。心里不踏实，紧张又兴奋，我也说不清。

　　第二天，不到7点我就起床，8点到了法院，想提前适应一下开庭前的气氛，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情，多增加一些自信。谁知，开庭后，我宣读了起诉书，法庭调查阶段，我又向被告人问了两个问题，以便做到充分证实，准确指控。而被告人的律师坐在答辩席上却一直低头不知在忙乎地写什么，竟一个辩护问题也没有提，最后只说了一句：“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请法庭从轻判处。”而且旁听席上，一个人也没有。这一场下来后，我心里空荡荡的，感觉握紧的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回到机关，老高问我开庭的情况，我也记不得当时跟他说了些什么了。

　　接下来，我审查起诉的是一件7人的抢劫案。同事说：“这个案子比较复杂，你可得注意了。”那时，一条公路正在施工中，晚上，附近有的村民就结伙出来，在路中间摆上大石头堵路，等过往车辆的司机停车清障时，这伙人便上前抢劫司机的财物。当时正是在“严打”期间，“车匪路霸”正是打击的重点，几经周密布控，公安机关终于将正在抢劫司机的5名疑犯当场抓获。厚厚的2本200多页的案卷，我反复翻看。经审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又追诉了2名疑犯，共认定了3次犯罪事实，才起诉到法院。

　　案件移送法院后，我的心情很忐忑，不知道法院将会怎样判决。每个被告人都请了律师，法庭上，律师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我心里实在没底。

　　开庭前两天，同事嘱咐我说：“不管案子多复杂，到了法庭上不要慌，不要紧张。因为你是代表国家指控犯罪，应该底气十足。”又说：“若心里还不踏实，不妨再提审一次被告人。因为这时律师都已会见过了，现在你再去提审，也不需要再问案子。就问他，明天开庭呀，你有什么想法。这时候被告人关心的问题，大多是律师注意的重点，也就是在法庭上可能遇到的问题，那你可就要好好准备。”那时，我国的庭审方式还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办案单位之间也没有实行严格的换押制度，所以老同志们总结出这套带有历史痕迹的经验来。开庭的前一天下午，我到看守所把7名被告人挨个问了一遍。

　　那次开庭，7名被告人，8个律师站满了半个法庭，而公诉席上孤零零地只有我一个人，旁听席上的几十双眼睛都看向了我，审判长也不禁向我投来几许鼓励、几许担心的目光。我慢慢地扫视一遍法庭，不知哪来的勇气，一股愈发昂扬的情绪溢满全身。我挺直腰板，展现了一场精彩的庭辩。两名主犯的律师在肯定检察机关指控的同时，提出他们的委托人并没有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不是主犯的辩护意见。我准备充足，从容应对，从证据和情理出发，有力地指控了犯罪事实，我记得，当时庭上一片寂静。

　　这是真正的第一次出庭公诉，令我至今信心满满。可从那以后，我却一直无缘再从事起诉工作，心中常引以为憾。2002年8月，机关人员调整，我才调到公诉科。在公诉科的日子里，我每天不是伏案阅卷，研究案件，就是提审被告人，出庭公诉，忙得不亦乐乎。可深深印在我心里的，还是那真正第一次出庭公诉时的情景。

　　（作者系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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