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将近30年，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难忘。由于当时受贿行为的刑事立案标准是2000元，因100元，险些办了一起错案。

　　1991年3月，我在基层检察院经济检察科任副科长，办理了一起受贿案。据时任区司法局局长马某交代，为了疏通关系，他通过办公室主任李某，给区财政局局长张某送了2000元。我和书记员分别找李某和张某谈话核实，李某和张某交代的情况在时间、地点和具体情节都较一致，但是，钱的数额却不相同。李某说按马某的吩咐送了2000元，而张某却说只收到1900元。

　　我和同事们一起分析认为，李某的交代比较可信，理由有三：一是李某和马某的交代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二是钱是从财务科取出，财务人员证明也是2000元；三是送钱不可能送零的，送1900元的可能性不大。此外，科长分析，张某少说100元的动机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因为当时受贿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是2000元。院里决定，由我负责再找张某谈话核实。

　　我和书记员将张某叫到了区检察院。“请你仔细想一下，李某给你送的钱究竟是多少？”我判断是张某的记忆有误，期望他能够回想起准确的数额。“我记得很清楚，10元面额两捆，不多不少1900元。”张某对办案人员的怀疑显得有点不耐烦。“你的依据是什么？”我认为张某一时不会说出真实情况，仍然不紧不慢地问。“当时我数过。”张某说出这句话时脸憋得通红，或许因为数钱的行为不好说出口，现在不得不说而有些难堪。早就听说张某心思缜密，但收别人送的钱都要数过，而且又在送钱的当时，确实难以想象。“你能保证不会数错吗？”我对张某的说法仍然不太相信，希望能有证据证实。“我用这钱买了一台电冰箱，当时的价钱刚好是1900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张某补充说。

　　从常理来讲，怎么看都应该是2000元，但是张某坚持是1900元。从张某的表情举止上看不出破绽，也没有发现存在逃避处罚的故意。于是我决定再找李某谈一次话，看看能否找到影响交代真实情况的其他因素。

　　李某的态度特别谦恭，一番客气以后，侧着身子坐下，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究竟给张某送了多少钱？”我直接发问。“按局长的吩咐，送了2000元。”李某回答问题时眼神有些飘忽。“你送钱给张某时说了多少没有？”“没有说，他也没问。”“张某有没有当你的面点钱？”“谁也不会当面点钱。如果事后……”李某好像意识到什么，突然住口不说了。“如果什么？”我追问。“没有什么，当财政局长收钱的机会多，不会在乎这点小钱。”这时，我好像明白了什么，突然问道：“你送的钱没那么多吧？”“你怎么知道？”李某愣在了那里，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就说出了事情真相：

　　李某从财务人员那里取出钱后，由于临近中午，与几个朋友在一家饺子馆吃点便餐，直到马某给他打电话问给张某的钱送到没有，他才匆忙结束了饭局，到吧台买单。当时，他身上没带钱，就从给张某的两捆钱里抽出10张10元结账。原来是想从家里拿钱补上，后来觉得少100元不会被人发现，张某也不可能去核对，即使核对也不会有人相信只送了1900元。

　　实情水落石出以后，我一直分析这个事例：行贿1900元确实出乎意料，在办案中一些表面上有悖常理的现象客观存在，有些分析判断难免会失误。办案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事实，注重证据，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盲目地依赖分析判断的结果定案更是不可取。

　　（作者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检察院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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