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熟人朋友过问案子？逢问必录！

　　——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记录报告制度初见成效

　　2020年元旦刚过，当多数人还习惯性地提笔写下“2019”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已完成了2020年首个《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及相关接触交往行为情况记录表》的填报。

　　不仅在最高检，地方检察机关也在同一时间完成了相关信息的填报。每月进行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已经逐渐成为各级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的一项工作习惯。据最高检一名承办此项工作的同志透露，2020年最高检将适时向社会公布检察机关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情况，让人民群众更直接监督检察机关，展现新时代检察工作自信。

　　“作为一项中央报告制度，要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遵守”

　　“领导和亲友打招呼，自己不被干扰就行了，如果登记填报就把别人‘出卖’了，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做人？”最高检检务督察局二级巡视员滑宝霞告诉记者，起初她在调研时，当地检察机关一些干部对记录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这一做法并不理解。但经过几个月的记录报告，越来越多的检察人员从“他律”到“自律”，由“要我填”变为“我要填”，“逢问必录”的习惯正在养成。

　　最高检强力推进的“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究竟从何而来？

　　曾经，个别党政领导干部插手具体个案、干预司法办案的问题，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顽疾。2014年，被人们称为“法治里程碑”“法治新春天”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专门就这一顽症开出药方，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此后的2015年，共有三个与这一制度相关的规定出台，分别是中办国办印发实施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印发实施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及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实施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统称“三个规定”。

　　“三个规定”有效杜绝了以案谋私行为的发生。然而，随着制度实施的深入，一些问题逐渐显现——由于受人情社会的影响，部分检察人员存在“怕得罪人”“怕担责”的顾虑，加之大家普遍对这项工作没有深刻理解认识，“三个规定”的落实情况很不乐观。2018年，新一届最高检党组在第一轮系统内巡视中发现这一问题。当年3月，刚刚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军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作出批示：“作为一项中央报告制度，要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遵守。”在以后的工作中，张军检察长多次强调，从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件查处的情况看，相关案件常常存在违反“三个规定”的情况。这说明，中央印发“三个规定”完全符合当前实际和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实际。“必须排除阻力做细做实，如实报告。”

　　2019年，张军检察长不仅对该项工作作出25次批示，更是逢会必讲、带头填报，要求尽快制定出台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实施办法。最高检检务督察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研究制定实施办法时，张军检察长多次参与讨论、修改，“甚至填报表如何设计，都直接给我们提出了意见”。

　　几经修改完善，2019年8月，《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正式在全国检察机关印发实施，将报送制度规定为月报制，并在吸收“三个规定”要求政法专项编制人员填报的基础上，将在检察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挂职借调人员、聘用人员、劳务派遣人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实习生等都纳入填报范围，填报内容也从单一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拓展至干部选拔任用、项目安排、工程建设、监督执纪等重大事项。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和“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正式建立。

　　“零报告”被退回，填报较少省份在大检察官微信群内被点名通报

　　“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莫少停一棹。”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最大阻力往往是其自身固有惯性。2019年8月，最高检党组乘势而上，要求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所有检察人员对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情况开展集中填报。

　　“落实‘三个规定’首先要从检察长做起，如果检察长做到了，部主任就能做到，办案组就能做到。”最高检的坚决态度很快传导到各地。一些填报较少的省份，例如北京、辽宁等甚至被通报到“大检察官微信群”，还附上了张军检察长代表最高检党组提出的要求：“对照最高检学习文件，开展自我批评、自我剖析，重新填报。”而后，最高检还专门派出督察组对部分省份进行专项督察。

　　检务督察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张军检察长曾在一次党组会上说过，“三个规定”和“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是中央的规定和部署，“落实‘两个维护’不是喊口号”！这次集中填报也印证了最高检党组“不喊口号”的态度。这名负责人透露，不仅张军检察长带头填报，最高检其他院领导和各厅局主要负责人也都进行了填报。对于一些填报较少或者“零报告”的厅局，分管院领导都进行了督促检查。“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副检察长张雪樵当时都对分管厅局的‘零报告’进行了批评和退回，并要求‘破冰’。”

　　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对那份“非正式”通报至今记忆深刻。虽然此前山西已经按要求进行了填报，但对照最高检党组的要求，杨景海表示“做得还不够”。“我们马上组织召开了全省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和《实施办法》推进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再动员、再学习、再宣传，省院领导班子带头填报，再逐一和分管部门负责人谈心谈话，督促落实。”

　　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冯键也表示，看到通报很震撼。“省院党组立即召开党组扩大会再次逐条学习张军检察长批示要求，并召开全省三级院全体干警参加的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将最高检精神一一对照传达，着重在讲清填报意义、消除顾虑上下功夫。省院班子带头、内设机构负责人带头，同时重点抓市、县两级院，层层部署，再次组织填报。”

　　记者了解到，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已将“三个规定”落实情况写入该院工作报告，计划于2020年该市两会期间向社会公布。

　　还有宁夏、山东、天津等地检察机关均通过电视电话会、部分约谈、专项整改等方式对标最高检要求，重新组织学习和填报。自2018年1月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填报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11651件。

　　检务督察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集中填报和后续的“通报”、专项督察，让落实“三个规定”和《实施办法》更加入脑入心，不仅让检察人员养成记录报告习惯，也向社会传递出一种信号——“逢问必录”。“各级检察机关都感受到最高检对这项工作要求越来越严，力度越来越大，真的开始‘较真’了。”

　　对前文提到某地检察机关干部的担忧，该负责人引用张军检察长的话进行了解答：“填报中有干预的，有插手的，但更多的是了解、督促，是监督。”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记录的两则事例：一个是他老家的亲友向他反映对当地一起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同意见，希望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另一个是某国家部委同事向他转发了一则工作中了解到的案件情况，也是希望进行监督。

　　“这两件事我都如实进行了填报，并且告诉他们检察机关现在有过问案件记录制度，他们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向当地检察机关进行反映，检察机关欢迎这样的监督。这样我既做到了如实填报，同时也向他们宣传了政策，进行了普法。慢慢地，全社会都会了解这项制度，有人再想问案子就得考虑‘我是不是会被记录’，久久为功，这种不过问插手干预案件的氛围就有了。过问或不过问都一样要依法办理。”该负责人说。

　　退休干部和亲友“打听案件”，检察官都一一回绝了

　　最高检为何如此重视对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的记录报告？

　　在最高检党组看来，这是一项守初心、葆本色的政治任务！

　　2019年7月至9月，短短两个月，张军检察长在三次调研时均提到落实“三个规定”的要求——“不可能没人来问过！不如实向组织讲，就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人情观念太重。”“以前有同志说，人家找我问一下个案处理情况，这不是干预、插手案件，就理直气壮不登记。现在，我们要求过问、了解、干预、插手一律登记，分辨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先登记啊！”

　　对此，杨景海体会深刻，他认为最高检党组是用“小切口”抓“大问题”。落实记录报告制度，可以倒逼检察机关更加规范司法，同时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进一步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说，既将过问或插手、干预案件的“后门”堵死，又把群众正常监督反映的“前门”打开。“填报看似小事，实则关乎公正司法的内外部环境和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预期。”

　　冯键也认为，要正确对待如实填报与为民办事的关系。“不能因为要填报就对群众正常来信来访不管不问，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还是要以满腔热血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该记录报告的要记录，该管的事情还要大胆去管。”

　　“‘三个规定’是给广大检察人员披上一身防腐蚀、防围猎的‘铠甲’。”如今，“铠甲”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山西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王稼瑶告诉记者，不久前该院一名退休干部向她“打听案件”，她便用这项制度回绝了。“现在我们压力小多了，再有人问案子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有这个制度，不仅如实登记，还让他们不要去打听案情，也不要去问，查询案件信息可以走正规途径。”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涂征也在2019年10月回绝了一名老友对一起抗诉案件的“打听”。“我直接告诉他，我们现在要记录，我也不可能去向别的检察官问案子，有什么问题直接通过正常途径反映。现在大家心里都绷着这根弦。”

　　“逢问必录”，不仅给检察人员减少了麻烦，也让不少律师感受到了深刻变化。四川省卓安律师事务所主任艾述洪告诉记者，早些年一些律师把精力过多放到“跑关系”“问案情”上，忽略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现在把问题都摆在阳光下，让踏实做业务的律师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对坚持法治梦想的律师来说就是一种鼓励。”艾述洪还表示，现在的检律关系非常友好，私底下他和不少检察官都是朋友，但他会严格遵守要求，绝不主动询问与个人代理权限无关的案件。

　　成都市人民监督员周波也对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和“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充满期待。“作为人民监督员，我由衷为这项制度点赞。通过这项制度可以让‘不能说’‘不敢说’深入每一名司法人员骨髓，进而形成良好的公正司法氛围，让人民群众更加真实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周波还表示，自己将利用人民监督员的身份向身边朋友宣传这项制度，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要找检察院打招呼，找了没用，还可能被记录”。

　　检务督察局负责人还向记者透露，最高检将加大对“三个规定”和《实施办法》的讲解、宣传力度，研究对填报程序进行简化，探索将填报程序嵌入办案系统，同时出台相关规定，加强填报人隐私保护，确保填报信息安全、消除填报人顾虑，逐步将“三个规定”和《实施办法》填报情况纳入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体系，形成责任追究闭环。“希望通过检察机关的带头落实，推动执法司法进一步规范，促进社会风气慢慢改变，最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全媒体记者巩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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