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们安全健康成长，是奋斗的全部所在”

　　推动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空

　　2020年4月27日，距台湾“天才少女”林奕含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年整。

　　在半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林奕含书写了另一个自己“房思琪”遭遇老师诱奸并患上严重抑郁症的故事。她在遗作中记录痛苦：我身上阡陌纵横，小小一张病床，一迷路就是八年。

　　本应书声琅琅的校园里，只有一个“房思琪”吗？其实不然。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高检建〔2018〕1号检察建议书（下称“一号检察建议”）。这是最高检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社会治理类的检察建议。

　　“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检察机关是如何推动落实的？在工作中又采取哪些措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空？

　　“校园性侵案令人愤慨揪心”

　　2018年4月20日，12岁的小怡（化名）递给了妈妈20元钱。

　　“我以为是学校退回的多余学杂费。”小怡妈妈后来和案件承办检察官谈道。实际上，这是小怡噩梦的开始。

　　“这是一起‘零口供’案件，且犯罪嫌疑人万某有性侵女童前科。”据承办该案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检察官卢洁介绍，小怡所在学校校长万某不止一次侵犯她。

　　在校长办公室、在仓库里，万某都曾对小怡实施猥亵。事后，万某会给小怡10元钱、铅笔盒等小礼物，还会借给小怡漫画书。

　　当小怡再次将10元钱交给妈妈时，引起了怀疑。在妈妈的追问下，小怡说出了被万某猥亵的事实。

　　“在和小怡接触时，我们能感受到小怡的惊恐和不安。”卢洁告诉记者，“万某到案后拒不认罪，声称是被害人一家诬告。”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这起“零口供”案件，通过还原现场、进行侦查实验推翻万某没有将小怡带至案发现场的辩解，通过指导取证方向、听取专家意见等方式补充收集客观性证据，形成证据锁链，精准指控被告人性侵犯罪。

　　2019年4月10日，万某因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的一个校园里。

　　“实施猥亵的老师王某一直狡辩自己是和孩子们关系好，所以有身体接触。”承办该案的检察官鞠凤霞告诉记者，被王某猥亵的女童多达11人，而一个班也才20多个孩子。

　　“有一个细节让我非常痛心。”鞠凤霞告诉记者，“一个女孩哭着说自己被老师猥亵，另外两个女孩安慰她说‘你别哭了，我们也这样被老师对待过’。”

　　在这起“零口供”案件中，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强化证据，最终法院采纳全部量刑建议，王某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校园性侵案令人愤慨、揪心，也显现出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宝丰县大黄庄村支书马豹子告诉记者。

　　不让被侵害的孩子“迷路”

　　小怡的案件办结了，但救助没有结束。

　　“在审查批捕阶段，我们就给小怡和法定代理人采取了‘一站式’询问、救助方式。”卢洁告诉记者，心理疏导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他们专门为小怡制定个性化心理疏导方案，长期跟踪帮扶，协助办理再就学，并申请了司法救助，“目前，小怡一家人已逐渐走出阴影，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万某有侵害女童的前科，为何还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调查还发现，万某并没有办学资质，却和他人办起了学校并任校长。“漏洞究竟在哪儿？”卢洁不止一次地思考这个问题。

　　案发后，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向该区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清查全区教师队伍和教育培训机构，对没有资质的及时清理，非法办学的及时取缔，同时加强教师普法教育。

　　检察建议发出后，椒江区教育局建立招录教职人员资质需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同步比对制度。2019年4月，该区教育局完成对全区公办学校、幼儿园教师资格证100%复核审查。此外，对全区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全面检查长效机制，662家培训机构得到整改，3所学校被关停，并向社会公布培训机构“白名单”37家、“黑名单”68家，还将普法教育纳入每年师德培训内容。

　　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在梳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线索时，发现了小玉（化名）的案件。

　　“在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过程中，我院扩大了工作范围。”青岛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负责人马洪斌告诉记者，不仅把工作范围从性侵案件扩大到校园安全，还把近三年来所有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逐一排查梳理，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处理。

　　11岁的小玉是三级智力残疾儿童。在她一岁左右的时候，智力残疾的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出去找小玉妈妈后一去不返。失去父母的小玉和姥姥一起生活。

　　姥姥离世后，小玉一直住在奶奶家。2018年初，小玉的姑姑带着男朋友郑某回到了奶奶家。趁奶奶和姑姑出门，郑某采取恐吓等方式将小玉强奸。事后，发现情况不对的姑姑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7月，郑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案件顺利办结，小玉却成了“事实孤儿”。

　　原来，小玉的姑姑以小玉奶奶身体不好、没有能力抚养为由，将小玉送回了小玉姥姥家所在的青岛市市北区某社区居委会。由于小玉不符合儿童福利院和社会救助站的接收条件，无奈之下，社区居委会只能将小玉暂时寄养在社区养老院中。

　　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检察官颜佳文负责办理该案。

　　“我也是一个妈妈，小玉的情况实在让人揪心。”走出养老院，颜佳文一直牵挂着这个孩子。

　　经过多方寻找，小玉父亲终于有了下落，他在北京打工，可以把小玉接到北京生活。可这并没有让颜佳文放心。

　　“老玉（化名，小玉的父亲）曾说过小玉是负担。”颜佳文告诉记者，这句话在她心中挥之不去。“他会不会再次扔下小玉不管？”

　　经过和老玉多次交流后，检察官们才放下心来，并且为小玉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小玉的情况同样引起了山东省检察院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要以为父为母的心来办好每一起未成年人案件。”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勇说。

　　山东省检察院联系了北京市检察院，接力棒交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未检检察官们手里。这个孩子让山东、北京两地三级检察院牵肠挂肚。

　　“目前，小玉生活得还不错。”颜佳文告诉记者，她也总能想起小玉被爸爸接走时，市北社区书记说过的一句话——“小玉在养老院住了这么久，我们以为她可能这辈子都要在这待下去了，没想到还有检察院来保护孩子们成长。”

　　而颜佳文感受最深的是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非常关注。“办案时，很多单位给予协助，许多人大代表了解到这个案件后，很关心孩子的情况，并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一号检察建议”在校园安全管理中落实落地，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点扩大到面，全方位关注被侵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探索从未止步。

　　2019年3月，湖北省检察院在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过程中，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首个省级层面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教育、医疗、救助管理及福利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性侵害时要及时报告。制度出台不久，就有相关人员报告了一起案件线索，据此破获一起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案件。

　　重庆市检察院结合全市办理的校园性侵案件情况，向该市教委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建立全市性的涉性侵案件教职员工从业禁止工作机制，建立教职员工侵害学生行为强制报告、处置及防控机制等。该市教委迅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学校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建立9项工作机制，为中小学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织起一道道“安全网”。

　　2019年7月4日，重庆市教委、检察院联合召开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推进会，发布双方会签的《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作暂行办法》，重庆市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平台也同步上线。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兴安盟分院“海兰”未检团队与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卓兰”未检团队建立跨区域侵害未成年人利益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平台，该平台可以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向其他检察机关开放。

　　2019年12月20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透露，检察机关正积极推动建立“一站式”办案取证机制，最高检正在联合相关部门着手建立全国层面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目前，12309检察服务网“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已经开通，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实现了网上服务有专区、电话接听有专人、实体接待有专席，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及时有效的保护。

　　没完没了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是全社会的责任

　　2019年，最高检党组多次强调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地抓下去。为何要“没完没了”？

　　“让孩子们安全、幸福成长，可以说是奋斗的全部所在。”2020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上表示。

　　“一号检察建议”的发出和落实，是检察机关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共同保护国家未来的缩影，更是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体现。

　　“最高检发出‘一号检察建议’一年多来，检察机关与教育等部门共同努力，抓好抓实监督落实工作，推动建议各项措施逐步落地。”据史卫忠介绍，“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最高检和教育部共同研究了督促落实的十条措施。各省级检察院也按照最高检要求，将“一号检察建议”连同本地教职员工性侵害未成年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情况抄报本省（区、市）主管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

　　今年1月7日，最高检联合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要求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强化合作，加强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的惩治打击，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和看护行业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制度的落实与完善。

　　“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引起了全国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贵州高度重视“一号检察建议”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要求相关部门全面加强安全管理，采取最严格措施预防校园性侵事件发生，压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校长的责任。2019年8月，贵州省检察院与省教育厅联合召开“贵州省贯彻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工作推进会”，该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校教职员工专项清理行动。

　　陕西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全省未成年人保护暨“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推进会。该省各地市由党委副书记牵头负责，组成由分管副市长和法院、检察院、教育、公安、群团等相关部门参加的专项督导机构，着重围绕侵害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校园及周边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四方面25个问题，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督导活动。

　　据了解，“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2019年全年，各地检察机关单独或者联合教育部门查访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所，督促整改安全管理隐患6600个，起诉教职员工性侵学生犯罪800多人。

　　“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马豹子代表告诉记者，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健全关爱救助机制，特别是探索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方法，与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做好未成年被害人身体康复、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工作。

　　（本报全媒体记者李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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